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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夏斌
編者按 蘇浙滬皖地緣相接、人緣相親，經濟發達、文化一脈。歷史上，合力打造出光彩奪目的江南文化；新時代，又在奮力建設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
在江南文化的孕育、豐富和發展過程中，三省一市分別作出什麼貢獻，又有著怎樣的聯系和互動？在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如何賦予江南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和生機？《解放周一》即日起推出系列訪談，廣邀長三角地區專傢學者“談古論今”，以期引導人們延續文化血脈，攜手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
首篇特邀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熊月之，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劉士林，復旦大學教授戴鞍鋼縱論上海歷史文化的變遷。
上海第一個“中心地”
是唐代華亭縣的青龍鎮
解放周一：上海的別稱“申城”，跟“戰國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有關，可為何又簡稱“滬”呢？
熊月之：上海之所以簡稱滬，蓋源於“滬瀆”。“滬”的繁體為“滬”，由“扈”而來，本義指的是一種捕魚工具。“瀆”者獨也，特指獨自流入大海的江河。“滬瀆”本為河名，指的是吳淞江入海的那一段。
劉士林：一般而言，地名的形成不外乎三個來源：一是和自然環境相關，因最具自然地理標志意義的山川河流等而得名；二是和社會發展相關，主要是紀念歷史上重大的政治、軍事、經濟、生產、制度等；三是和文化生產有關，常因一些重要歷史人物而得名。
就上海來說，“申城”源於春申君。春申君名黃歇，是今天河南潢川人，古代上海為其封地，相傳他本人也曾來巡視過。“滬”和上海先民獨特的生產方式相關。另外，上海還曾有“海上”“上洋”等名稱，但已是方志中的東西瞭。
解放周一：上海一直給人資源富足、交通便利的印象。但翻閱史料，又常常能看到與水患相抗爭、變水害為水利的記載。
熊月之：約戰國時期寫成的《禹貢》，按肥瘠程度，將天下九州的土壤分為九等：今陜西、甘肅一帶的雍州地區最為肥沃，列上上等；今上海所在的揚州地區列下下等，最差，所標土壤種類為“塗泥”，意為土濕如泥。古時，排水與灌溉技術不發達，先民無法有效利用沼澤地帶，故認為此類土壤肥力最為低劣。
西漢以後，火耕水耨漸為犁耕代替，人們治理海患的能力不斷增強。唐開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13年，上海先民修築瞭南北長百餘裡的捍海塘，這對於抵禦咸潮侵蝕、發展農業具有重要意義。此後38年，公元751年，華亭縣設立，標志著上海地區有獨立行政建制的開始。潔面凝膠推薦｜淨化潔面凝膠成分
劉士林：從歷史地理上看，上海的土地資源一直高度緊張。至於交通便利，也要到整個江南地區繁榮起來並以上海為“通江達海”的集散地後才出現。
一個基本原理是，刺激城市發生和發展的真正因素，往往不是優越的自然資源和地理條件，而是各種艱苦環境與悲劇性處境。西方諺語“希臘和貧窮是一對孿生子”，講的就是這個道理。美白面膜推薦｜美白面膜推薦2017
從這個角度來看，說上海早期歷史是治理水患的歷史有一定的道理。水患是古代文明生存的重大挑戰，也是刺激其向更高水平發展的動力。在浦江鎮召稼樓有一個展廳，講的是明代葉宗行如何開挖范傢浜、實現大黃浦和吳淞江合流的故事，可以作為一個例證。
解放周一：這兩年來，青龍鎮遺址的考古發現引發熱議。在不長的時間裡，青龍鎮從市井人稀之地迅速發展為內貫杭蘇湖常諸府、外通漳泉明越溫臺諸州之所會。請問，它為何“一夜走紅”？
劉士林：任何城市的起源，都會有一個“中心地”。上海的第一個“中心地”，就是唐代華亭縣的青龍鎮。青龍鎮在今青浦東北的吳淞江南岸，是唐代對外貿易的新興港口。宋代的青龍鎮更加發達，文獻記載當時已有日本、新羅等地的海船在此卸貨付稅。
城市發展和個體的成長很相似，既要有艱苦努力和長期積累，也要有特殊機緣和環境。青龍鎮在唐宋的崛起，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區域范圍上，受益於江南地區在南朝以後經濟、社會、文化的迅速發展；二是在中國范圍內，青龍鎮因日益融入江南地區而間接獲得整個國傢政策和資源的惠顧；三是在東亞范圍內，青龍鎮作為唐宋帝國的重要商埠獲得瞭其他市鎮不可能有的發展機遇。專櫃隔離霜推薦｜專櫃隔離霜推薦2017
盡管後來由於吳淞江潮淤水涸使青龍鎮逐漸衰落，但近現代上海大都市特有的商貿、航運和國際化特征，在其間已露出端倪。某種程度上，青龍鎮可看作上海城市形態與功能的原型。
“返虛入渾，積健為雄”
推動中國走向“近代社會”
解放周一：上海不隻是以港興市，聽說還有因棉興市的景象？
熊月之：唐宋以前，棉花僅在閩、廣等地稍有種植；宋末元初傳入上海地區，起初在浦西烏泥涇一帶種植，後來逐漸擴展開來。棉花抗堿性較強，故適合沿海地區種植。明清時期的江南，已經形成一個多樣化、專業化、精細化的經濟結構，有糧食、棉花和蠶桑產區的專業分工。上海地區出產的佈質量好、產量高、品種多，有松江大佈、松江小佈、三梭佈、尤墩佈、丁娘子佈等。到20世紀上半葉，人們還一度推選棉花為上海市花。
劉士林：上海從江南城市發展為近現代大都市，的確存在因棉興市的因素。一方面，上海從元初就廣泛種植棉花，帶動瞭棉紡織手工業和商業貿易，發展現代紡織業基礎較好。另一方面，以棉花為主要原材料的現代紡織工業，是近現代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象征。基於這兩點，上海出現瞭棉紗大王、紡織大王等一批民族工業傢。他們在商業成功後又積極投身於城市建設和社會事業，對上海發展作出瞭歷史貢獻。
戴鞍鋼：在上海的發展歷程中，以港興市和因棉興市是互為聯系的。
查閱地圖可知，地處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大致位於中國海岸線的中點，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背倚廣袤的長江流域。但是，長江口南北兩側海水下的地貌形態差異很大，以南多暗礁，以北多沙灘。這種狀況決定瞭行走南北兩路的海船，其形制明顯不同。上海以南航路，水深流急，通行尖底海船，以避開暗礁；以北海道，近岸水下沙灘綿延，專用平底沙船。
在木帆船時代，以十六鋪為中心的上海港，水文條件上佳，屬內河型海港，很少受到海潮和風浪的影響，而且常年不凍，可四季通航。加上海面下迥然不同的地貌形態，使得上海港成為南北貨船理想的交匯點。
明清時期，上海地區出產的手工棉紡織品，很多通過海路銷往氣候寒冷的北方； 返航時，又滿載東北等地出產的大豆，成為上海和江南各地食用油的主要來源之一。因蘇松土佈和東北大豆運銷貿易而忙碌的沙船，由此載入史冊並成為上海的一個標志性圖標。
解放周一：說到棉紡織業，不得不提黃道婆。請問，這一位“奇女子”到底有著怎樣的奇遇？
劉士林：對中國這樣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國度而言，男耕女織構成日常的生產生活方式。松江人黃道婆出身貧苦，卻以女性的堅韌和鉆研，先到閩、廣學習紡織技術，再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進行技術改造，最後回到故鄉無私地傳授給百姓，使淞滬成為紡織業中心，形成瞭松江佈匹“衣被天下”盛況。
長期以來，關於江南女性或多或少有一種“陰柔化”敘事的傾向，講的多是春恨秋悲、吟詩作畫、卿卿我我。但在黃道婆這位“奇女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江南女性的另一面，那就是勤勞務實、善於思考和勇於創新。這種工匠精神，是值得發掘和傳承的。
解放周一：徐光啟是另一位上海名人，被譽為“溝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和“勤奮著述的傑出科學傢”。這樣的標簽，在眾多江南才子中是不是也算特例？
熊月之：晚明時期對外持開明態度的三位著名學者，即徐光啟、楊廷筠和李之藻，都是江南人。僅就徐光啟而言，他寫的《海防迂說》系統論述瞭中國和外國互通有無、進行正常貿易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並對明王朝的閉關鎖國政策給予系統批評，顯示出超乎常人的開明與通達。
劉士林：從本質上來看，徐光啟是當時精英階層的傑出代表，在他身上充分體現瞭中國士大夫對歷史進程的洞察和擔當精神。
這裡主要談一下他對世界變化的先知、先覺、先行。中西文化的大沖突和大融合，在中國古代主要發生過兩次：一次是西方漢學傢所說的“佛教征服中國”，另一次是始於明清的“西學東漸”。前者是因為中華民族的生命力比較旺盛和強悍，需要“實則虛之”，因此講“空”的佛教哲學獲得接納。明清時期正好相反，由於高談性理的宋明理學長期侵蝕，尤為需要“虛則實之”。與出塵“妙理”不同，“西學”一開始受到賞識的是與物質生產直接相關的天文、歷算、化學、機械技術等“實理”。“返虛入渾，積健為雄”，承載瞭中華民族走向“近代社會”的理念和精神。
首位城市做好支配和服務
助“江南城市群”繁榮數百年
解放周一：有種觀點認為，從蘇州到上海，江南地區的經濟中心實現瞭轉移； 從廣州到上海，近代中國的貿易版圖實現瞭跨越。這一結論是對歷史的真實描述麼？
劉士林：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上海在19世紀後期成為金融中心，上海工業在20世紀30年代占到全國半壁江山，背後不僅是傳統區域經濟中心的轉移，而且可理解為在上海誕生瞭一個中國現代經濟中心。它與上海開放的性格和傳統包袱少、交流阻力小密切相關。
熊月之：上海成為全國對外貿易中心，成為江南地區經濟中心，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卓越的自然稟賦因素，包括襟江帶海、腹地廣闊的地理位置，也有人為和時局的因素。特別是，相對安全的小環境，吸納瞭全國各地的人力、物力和智力，使得上海成為多功能經濟中心、多系統文化中心。
解放周一：在近代上海的經濟輻射之下，諸如寧波、無錫、常州、南通、蕪湖等城市異軍突起。這是否足以證明，上海在崛起過程中並不追求“一傢獨大”？
戴鞍鋼：近代上海與江南其他城市，存在密切的經濟互動、互補關系。
例如，近代中國實業建設的先驅張謇，對自己的事業有一個通盤考慮。其中引人註目的是立足傢鄉南通，但不拘泥於南通，而是充分利用同處長三角、隔江相望的上海所帶來的有利因素。1899年，通州大生紗廠應運而生，繼而又在崇明和海門增開兩廠。大生紗廠建廠初期的勞動力，大部分來自附近的農村，技術骨幹則主要招自上海。這種對南通和上海關系的處理，可大致概括為“前店後廠”的基本架構。
在近代皖江區域的發展進程中，“上海因素”同樣清晰可見。徽州地區以產茶著稱，徽州茶商在上海灘素來活躍。19世紀中葉後，他們抓住上海通商的契機，將原本遠道從廣州輸出的茶葉轉而就近由上海出口。據統計，1895年，徽州外銷的紅茶和綠茶總約1320萬斤，其中絕大部分經上海出口。在工業領域，皖籍人士亦有驕人建樹。上海的機器面粉廠，最早由英商開設；民族企業緊隨其後，第一傢就是徽商集資開辦的阜豐面粉廠。抗日戰爭前夕，阜豐的企業規模已達“遠東第一”。
劉士林：關於古代江南地區，我們提過一個“江南城市群”的概念。城市群是城市發展的高級形態，除瞭區域內城市眾多，還要求各城市之間要形成合理的層級體系與分工合作機制。在明代50個工商城市中，位於江南的有南京、蘇州、常州、鎮江、松江（上海）、嘉興、湖州、寧波、揚州等。到鴉片戰爭前夕，江南地區人口超過10萬的城市有10個，占當時全國的一半。這些城市不是散亂無序的，而是以大城市為中心，形成瞭分工合理、功能互補的城市層級關系。
一個區域和城市群發展得好不好，關鍵看首位城市是否稱職。首位城市的主要職能有二：一是支配，二是服務。如果僅有支配而沒有服務，就會導致內部的沖突和無序競爭。在江南城市群中，中心城市天然地實現瞭支配功能與服務職責的和諧，這是明清時期江南地區持續繁榮數百年的根源。我一直認為，認真研究古代江南城市群的內在機制，有助於今天長三角的一體化進程。
解放周一：還有一種觀念，即把“大上海”的形成簡單等同於外國資本輸入的結果。實際情況是怎樣的？
戴鞍鋼：商貿交通促進金融業發展，早在上海開埠前就有清晰展現。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是實物幣制，錢莊是民間經營貨幣信用業務的主要金融機構之一。《上海錢莊史料》記載，與沙船貨運貿易興盛相聯系，“款項之進出浩大，金融之調度頻繁，錢莊業順其自然，得有成功之機會”。由此，沙船和錢莊成為支撐當時上海經濟的兩大支柱。到19世紀80年代，上海得以進一步利用中西資本，成為占全國對外貿易“貨物成交”和“款項調撥”總量80%的經濟中心。
劉士林：把一個大都市的形成歸結為某種單一要素或原因，是站不住腳的。
事實上，以宋代的青龍鎮和上海鎮為代表，上海完成瞭融入江南和中國框架的進程，在元代又持續發展，並為融入世界經濟、文化體系創造瞭有利條件。世界經濟、文化體系的形成，也就是今天所講的全球化，是一個持續數百年的歷史進程。
上海如何成為“大上海”？可以和南通作一比較。20世紀早期的南通，經過張謇長達30餘年的實業救國、地方自治和社會建設，曾被譽為“近代第一城”。但由於缺乏國際化的視野，所以很快就面臨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海之所以被稱為“大上海”，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是一個“五方雜處”的高度異質化社會。西方列強、地方政府甚至包括青洪幫等，誰都不能憑一己之力就決定上海的命運。而激烈的自然競爭，既有助於資本和資源的迅速集聚，也培養出瞭市民處理復雜局面的頭腦和生存能力。因而，最後不是一切井然有序的南通，而是上海發展成瞭大都市。
要從一座“精明”的城市
發展到“全球城市”新境界
解放周一：依托江南文化生根發展的上海，孕育出獨特的海派文化。有人覺得，海派文化僅指上海一地的都市文化。這是不是就把海派文化與吳越文化、長三角文化割裂開瞭？
熊月之：今日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術界、京劇界之海派，也不是魯迅、沈從文筆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稱，是一種經過重新詮釋後的廣義海派。它以明清江南文化為底蘊，以移民人口為主體，吸納瞭眾多地域文化（包括嶺南文化、八閩文化）因素，吸收瞭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元素。大致來看，獨立、自由、務實、自強、好學、創新、法治、愛國等是其重要特點。
劉士林：要糾正類似的狹隘理解和表面化解讀，可從近代上海的一個重要文化原創品牌“月份牌”說起。
從“月份牌”的要素分析來看，它以公司廣告和贈閱形式為中心，再現瞭現代文明的商業實用主義；從內容來看，以二十四孝圖為中心的“月份牌”，又延續瞭中原文化圈的倫理實踐理性；從形式來看，以時髦美女為中心的“月份牌”，又與江南詩性文化的精神和趣味比較貼合。
在一個小小的“月份牌”上，體現瞭西方實用主義、東方實踐理性和江南詩性文化三者的結晶，同時又恰到好處地滿足瞭人們的物質需求、社會需求和情感需求。這是海派文化成為中國近代都市文化傑出代表的秘訣所在。
解放周一：還有觀點提出，日益現代化、國際化的上海，與江南文化的經典景象距離越來越遠瞭。
熊月之：遠和近都是相對的，也與觀察角度相關。上海永遠是江南的上海、中國的上海。當然，車水馬龍的都市上海與小橋流水的江南鄉鎮，並不是沒有區別，但這種區別無非是前庭與後院的區別，就其實質而言仍是一體。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加入這個城市中，恰好有助於實現傳統文化的升華。
劉士林：從深層結構來看，海派文化既包含以現代文明為主體的西方工具理性，也包含以儒傢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實用理性，同時還包含以審美自由為理想的江南詩性文化。其中，工具理性有利於現代文明的生長，實用理性有利於社會秩序的建構，江南詩性文化則“最有可能成為啟蒙、培育個體性的傳統人文資源”。這在邏輯上是完美的文化形態。目前的問題是，三者之間尚未達到均衡狀態。坦率地講，如何把江南傳統文化扶持起來，是上海文化建設需要研究和關註的。
解放周一：當前，上海正在主動融入長三角協同發展。回顧從“一隅之地”到“江南中心”的進程，可以得出怎樣的啟示？
劉士林：我覺得主要有兩點：
一是更加開放，不斷提升開放發展的質量，提升上海服務功能的能級。要從一座“精明、小富即安”的城市，發展到進一步為其他人、其他城市和整個國傢著想的“全球城市”新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未來的發展戰略，一定是與更高程度、更高質量和更加全面的開放發展結合起來的。
二是更好地融入本土，進一步註重江南文化的紐帶作用。海派文化符號的一個問題是“容易被孤立”，而江南文化是絕大多數人都接受和喜愛的。作為長三角城市群的首位城市，上海應以江南文化重建為重要抓手，真正培育出“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的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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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穎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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